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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实践哲学解读  

2014-04-22 11:15: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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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书林   
  一、技术:实践活动的一种样式
  马克思的技术概念始终是与实践概念相关联的,因此,在理解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时候,我们必须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培根的技术—功利范式与马克思的生产—艺术范式的分析来界定“实践”的概念,[1]进而着重探讨马克思实践概念中的技术问题。
  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的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认为在三种活动中,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2](P121-122)他尤其强调了实践与创制的区别,认为实践是一种自身构成目的的活动,而创制的目的则在活动之外。由于理论自身便是理论的目的本身,因而在此意义上,理论与实践是一类活动,属于自由的活动;而创制则是另一类活动,属于不自由的活动。在他看来,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是必要的,因为技术或者“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或者“增加了人类的娱乐”。[3](P3)但作为创制之品质的技术,又非自由的活动,所以他又在《形而上学》里将技术定位在低于理论和实践但高于经验的知识和智慧之中。[3](P2-3)从而,他将以技术为其品质的创制或生产活动排除在实践之外,视之为低等的活动。
  近代以来,由于技术活动对人类生活意义日益突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实践活动截然分开的技术活动,便逐步成为一个理解实践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这就逐渐形成了另一种理解实践活动的方式,即由培根奠定的技术—功利范式。“实践”在培根那里已经被理解为对自然的征服,而征服的手段则是作为科学运用的技术。在培根看来,正是由于科学知识的运用,人类才拥有了控制自然的手段,成为了自然的主人。无疑,由培根开创的对技术重要性褒扬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亚里士多德那种对技术活动的“贬低”,肯定了技术在人类活动的重要性;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把技术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完全与实践相等同,从而把实践的概念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并主要地指功利性的方面。
  通过以上对两种实践概念范式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伦理—行为范式中,技术是低于实践的,是一种人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在近代技术—功利范式下,则以技术的概念来统摄实践的概念,甚至将实践等同于技术活动,这一实践概念的发展极大地高扬了生产劳动的创造意义。但亦与培根等人只从功利性视角看待技术不同,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起了一种对于生产劳动的更积极的理解。这一理解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主体性,自由则意味着主体通过自身的能动性活动达到对自然强制性的摆脱和征服,而劳动则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黑格尔曾对劳动的这种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赞扬,在《精神现象学》中,他肯定了劳动“对于事物的陶冶”和对事物的否定关系。[4](P130)在这样一种理论背景下,与以上两种实践概念范式不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属于生产—艺术的范式。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径直把生产劳动视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认为通过劳动,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甚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而劳动又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从而在这里把生产劳动在本质上视为艺术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已看到劳动的强制性,认为生产是“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5](P79)的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而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而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6](P926)但这个“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却又只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只能依赖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工作日的缩短和随之而来的自由时间的增加。
  因此,无论马克思在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生产劳动与艺术活动关系的看法有何改变,但有一点是不曾改变的,那就是对生产活动的优先性的充分肯定。在马克思那里,他将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的“第一活动”而优先于其他活动,而在这一活动中,技术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作为生产或创制的品质,始终构成实践活动的一个方面或一种样式。
  二、技术:生产的核心概念
  技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样式,主是要通过连接人与外物的工具性活动来进行的,因此,在人的诸种现实的活动中,连接人与外物的活动首先是工具活动。但以往我们对工具活动的理解,往往只认其为“改造世界”的活动,这一活动中的基本结构就是人与其对象的对立关系。我们不否认这种对象性关系对人的重要意义,但如果仅仅将人与物的关系看作一种对象性关系的话,那么物本身的存在方式便会单一化,就会仅仅处在这种对象性的关系中。相反,如果将工具首先视为一种存在物,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工具本身的认识就超出了对象性关系的框架,从而开启出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即存在论的视野。在这一视野中,从工具活动所揭示的一般物是如何与人发生最初的关联,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人的世界是如何构成的。这可以通过对马克思技术本质观,即对技术与生产的关系的考察,来揭示出技术如何通过生产改变了人的周围世界。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技术与大工业结合起来论述,认为在“工业的历史”中,“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7](P306-307)在他看来,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表现。假如技术的本质能够在人的劳动活动或人的本质的意义上得到界定,那么,技术首要性的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探讨了生产与人的关系,技术已成为现实的大工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和推动力,而且在此谈论的物质生产活动也正是作为“第一活动”进入人类生活世界的。他认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P79)而且“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5](P68)由此可见,生产与人的生存和本质特征直接相关,从而也看出技术已成为马克思生产内容的核心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生产工具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8](P3)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亦指出:“研究实际的劳动过程是工艺学的任务”。[9](P56)在《资本论》的法文修订版中,马克思又一次提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10](P374)正是经过上述发展过程,马克思关于技术本质的思想逐渐地明晰了起来。马克思写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化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11](P427)
  在上述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机器等生产工具的分析显现了工具的本质,进而深入探讨了技术的本质。马克思首先批判了数学家和力学家以及一些英国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工具是简单的机器,而机器是复杂的工具的观点,认为“他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甚至把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作机器。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因素”。马克思还批判了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工具和机器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11](P428)马克思通过举出实例来揭示此种观点的矛盾。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钟可织96000个线圈的克劳生式回转织机不过是工具了。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就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如果把畜力的使用看作是最古老的发明之一的话,那么机器生产事实上就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了。但事实又不是这样。所以马克思对此两种流俗观点的批判和否定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观点,将对机器和工具的分析纳入到历史的过程中来看待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来探讨技术与生产的关系的,认为现实的历史起点是物质生产本身。马克思在其理论中所涉及的技术话语以及有关它们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没有游离于劳动和生产这个宽泛的背景之外,而是贯穿于其中。因此,生产的性质和它所获得的规定也就必然成为考虑技术问题的主要参照物。正是这一以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劳动,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基础,而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这一人类世界的发展变化。
  三、技术:社会形态的指示器
  在技术作为实践活动的样式和生产的核心概念的探讨中,我们都将劳动资料作为人认识世界的途径和“中介”。劳动资料作为“中介”所体现的人的活动不是独立于人们历史之外的,而是与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的。因此,不同的劳动资料作为“中介工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意义。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劳动过程”的时候所谈到的,“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11](P210)很明显,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技术载体的劳动资料已经不是纯粹地作为一个物体而存在,而是内含着社会的意义,作为社会指示器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首先,马克思认为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物质生产作为人类发展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曾谈道:“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2](P532)而人们能够得以继承和发展以往的生产力,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劳动资料。马克思通过对“磨”本身的历史发展的探讨显示了劳动资料的巨大作用。他发现,“我们可以找到按一定顺序相继采用的、而在很长时间内又是同时并用的所有种类的动力:人力、畜力、水力、船磨、风磨、马车磨(磨装在马车上,靠马车的运动来带动,在战争等时候使用),最后是蒸汽磨。同时,在磨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从罗马时期由亚洲传入第一批水磨时起(奥古斯都时代以前不久),直到18世纪末美国大量建造第一批蒸汽磨为止,经历了极其缓慢的发展过程,这里的进步只是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的大量积累,而且这一进步的成果在以后也只是被零散地利用,并没有推翻旧的生产方式”。[9](P418-419)后来,马克思又从其他技术历史的发展,考察了从手工业生产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过程,比如对榨油机、针和别针工厂、造纸厂、冶金工厂等的考察。也正是对诸如此类的技术史进行工艺学的考察之后,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P277)所以马克思才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5](P142)马克思还高度评价技术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作用。比如,他认为在1848年革命中,“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5](P774)而且,马克思也曾对中国古代的四大技术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给予描述,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9](P427)
  其次,技术作为生产力,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社会因素对技术也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经济范畴与技术作用的不同分析上。在马克思的技术本质观中,他一直认为技术或者说机器是不能等同于机器的应用的:前者是把机器看成是现成的实体性的东西,而后者则是这种实体的机器得以成其为机器的使用方式。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蒲鲁东把机器当作经济进化系列的一个环节,指出机器是分工的结果,而且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对分工的否定,从而将机器拉入到一个正反合的命题之中。针对蒲鲁东的这种荒谬的观点,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给予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他既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又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在历史知识缺乏的情况上,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些都是极其荒谬的。因为“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12](P535)马克思这里的论述蕴含了三层意思,即机器、机器的应用方式和经济范畴,而无论是机器还是经济范畴都应统摄在机器的应用方式的分析当中。不是先有了经济范畴,才有机器的应用方式,而是相反,经济范畴正是对机器的应用方式的理论抽象,是在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经济制度的。蒲鲁东正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从而也就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12](P536)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看成是实在的、非历史性的东西,从而把现实的东西看成抽象的东西。如果说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是从纲领性上批判了蒲鲁东的这种荒谬的思想,那么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则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在此书的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马克思重申,“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5](P161)而“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5](P141)马克思对经济范畴和技术的区分,目的是为了告诉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11](p493)
  最后,技术的异化思想。马克思已经注意到技术本身所带来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5](P775)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和他的“类本质”以及人和人相异化的四个方面阐释了异化劳动概念。但由于此时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还只是从一种类本质上进行的,所以,对异化劳动的发生和私有财产的发生有循环论证之嫌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论的主要是“异化劳动”,而“技术异化”的概念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其经典文本中,但马克思的技术本质思想中仍然蕴含有“技术”“异化”的思想,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异化问题的分析,进而把技术活动所指引的价值判断引向了异化方面。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创立异化劳动理论的同时,也创立了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包含了‘技术异化'思想”。[13]但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完全等同于他的技术异化思想,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对应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四种形式,技术异化也表现为四个方面”[14]的说法,就是直接把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分述于技术异化。事实上,马克思在此阶段从哲学人本学的角度出发,只是有限地涉及到工业劳动与资本、劳动的分工社会形式、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在对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的分析中,马克思曾把劳动与工业结合起来论述,在将工业的历史看作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的情况下,马克思也认为这样“理解的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理解为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理解为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7](P306-307)这里,马克思已经将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而人的本质则直接是在劳动的过程中显示的,工业又是技术的最明显的表达方式,所以劳动的异化也就显现了技术的异化。
  在马克思用以批判私有财产制度的劳动异化理论中,工业劳动是这一理论所指向的一种主要劳动形式。如果说这种劳动形式的技术特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没有用相关概念和具体化的内容来表现,而且对技术异化思想概念的论述仍然囿于劳动异化之中,那么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尤其是在《机器和大工业》的论述中,马克思以“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为题,论述了在机器大生产中,工人是如何遭受机器的压抑与限制的。马克思说:“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抛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15](P211)马克思指出不是工人使用机器,而是机器使用工人:“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16](P257)他进而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机器等同起来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只要求工人反对机器本身,而不要反对资本主义,以及把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视为是一回事情。马克思还义正词严地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11](P508)
  在马克思那里,技术不是以纯粹的工艺上的标准而被确定为认识的对象,而是以其中是否融入历史性的因素而被论及。这就意味着,我们也必须在历史的背景中来把握马克思所论及的技术本质思想。
  综上所述,在实践哲学的背景下对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探讨,使我们意识到在现代技术已成为世界“触目”现象的情况下,如何在马克思哲学理论深层变革的情况下加深和促进对其技术哲学思想等领域哲学的研究已成为紧迫的问题。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将这些研究作为通向人类现实生活实践的一个通道,真正地做到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哲学家不能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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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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