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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与佯狂现实主义  

2011-05-16 23:40: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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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我存有偏见,最近我一般只去影院观看我还抱有期待的导演的作品。这半年来我只在影院看了三部片:《让子弹飞》、《观音山》、《最爱》。它们很意外地体现了对于国产电影格局的突破和开创性。《让子弹飞》里有让观众会心的精神宣泄和历史寓言;《观音山》继续触摸中国人深层的精神匮乏,观照了中国人精神资源的可能性;看《最爱》之前,我没有关于它的任何知识,也不知道它的拍摄背景,我非常惊讶地在黑暗里遇到了一部复杂的电影。

 我猜一定有人看到《最爱》与《让子弹飞》的某些相似性:它的血脉贲张的表演以及叙事上的狂想。这只是一个方面。《让子弹飞》的导演身上有一种酒神精神,还有一种“癫僧”气质,斯大林治下的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正是利用俄罗斯传统里癫僧的做法,保持了自我的相对完整性。其实中国古代也不乏这种榜样,阮籍时代的文人酗酒、佯狂,这种佯狂不仅仅来自于本色与个性,它还是一种公共空间里的表达策略。在这一点上,《最爱》的电影策略也与它有相似之处。它提供了夸张的人物造型与动作,给出了一种与现实的间离效果。它并不给予你“这就是现实”的承诺,但荒诞的故事外壳里面包藏着饱满的现实主义能量。这是本片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因之一。《最爱》与《让子弹飞》实现了一种新的表达策略,它们的公共放映也预示着中国电影空间所具有的新的开放性。

这是一个爱滋病村的故事:赵齐全是血头,使很多人卖血并染病。他爹为了赎罪,组织受歧视的患者上山聚居。由于自私的人性弱点,聚居以失败结束。这个过程中,齐全的弟弟得意与堂兄媳妇琴琴住在了一起,其实染病后的他们都已被配偶所抛弃,但他们的恋情受到琴琴丈夫一家乃至村民的诅咒,因为这桩爱情似乎冒犯了村庄里某种普遍的价值。但两人不畏人言,唾面自干,领取了结婚证。他们最终死去,却是在深刻的爱情中死去。

电影开头的视角,由赵齐全儿子的亡灵来引导,他带领我们看见藏在深山中遭病毒侵害的小村——小村如同福柯描绘的“疯人船”,连同孩子的画外音,那场景如同一场白日梦。这种穿越生死的氛围,与南美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世界何其相似!当然也与中国80年代兴起的先锋小说叙事有诸多相通之处。事实上,这部电影是依据河南籍作家阎连科小说《丁庄梦》改编的。中国电影尤其是第五代电影一直受当代先锋小说的滋养,《最爱》是这一现象的延续。这证明第五代的社会思考必须有所依傍,其主体的饱满性仍嫌不足。但是他们能借助这样的原著进行自我表达,其眼光已经非常难得。现在,既然我们是要评价一部电影,我们最好在电影的谱系里进行定位和比较。

琴琴和得意在生命的寒夜里互相取暖,却受到所有人的嫉恨。村民面对患者丝毫没有同情心,他们麻木自私的表情我们在鲁迅小说里就已见过。但是在80年代以后的电影叙事里,除了在文革题材电影如《小巷名流》、《芙蓉镇》里有类似情景的设计之外,在非具体政治背景的电影中最醒目的一次显现,是在另一位第五代导演何平的《双旗镇刀客》里(那个电影里村民集体抛弃了除暴安良的小刀客)。可以说,《最爱》恢复了第五代导演最初的真诚和勇气,同时延续了第五代早期电影制作民族寓言的叙事追求与知识分子意识。其反思性当然也非常明显,它对于无缘由的人性恶有勇敢的描绘。在琴琴、得意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电影只给予了那罪孽深重的外部世界一丝获救的机会。那一次,两人听到敲门声,发现门外放着一袋大米。目前的电影版本里没有交代这大米是谁放在那里的。这是本片缓解观众心理压力的短暂的时刻。

所谓寓言性,总是要在特殊中发现一般。具体生活里有自足的逻辑空间,但个体遭遇同时还是某种整体性命运的投射。《最爱》和《让子弹飞》里都有着丰富的历史联想,而且都设计了诸多文化密码。《最爱》外表迷狂,内核却是理性的,因为我们能推敲其隐喻或影射的准确性。为儿子赎罪的父亲组织病人上山聚居,如同一次社会自组织的试验。但各种因素使这个群体性自救的努力失败了。希望和尊严难以在群体中寻找,只好自救,反求诸己,求之于由两个人共同组织的爱情世界里。得意和琴琴在孤绝中自我成全,找到了生命中珍贵的欢愉。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他们互相称对方为爹和娘。他们是世界的弃儿,只好闭上通往社会的大门,不假外求,建立一个自足的小宇宙,在情感当中体验人性并恢复生命的尊严。当然,这个电影因为寓言体、象征性以及间离效果过于强烈(还可能因为对那个疾病世界难以抑制的生理排斥),加上篇幅只有100分钟,其实观众并不能更充分地进入两个人的爱情世界并获得充分的感动。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当我们在体验小村内部世界的循环与人性逻辑时,我们的思考可能是超越性的。但是,尤其当我们具有了电影和小说之原型环境的知识后,我们一定会考量电影故事中的现实针对性,并去做一种严厉的评断。关于爱滋病村,艾晓明教授在河南、河北等地拍摄过多部调研深入的纪录片,如《中原纪事》、《关爱之家》,我很想知道她对于《最爱》的看法,因为她同时还研究电影,似乎也读过《丁庄梦》这本书。观影时,只有在你的社会判断与社会义愤没有被打扰和搅动的时候,你才可能超越,面对爱滋病村这样巨大的社会事件以及它可能具有的影射的潜力,我们无法做彻底超越性的观看。观众会不自觉地考察故事与现实的关系。

电影开头,赵齐全的父亲跪在地上替儿子求情,这个情节似乎为小村的苦难找到了罪恶的源头。看到这里,我觉得很不满足。后来得意问琴琴为什么卖血,她说是为了买一瓶城里人用的洗发水。这可以看作某种提示,是电影对乡村悲剧的解释:病毒来源于欲望。(也有朋友提示我说,这里可能隐藏着的是对乡村贫穷的批判,我觉得也有道理。)——看到这里,你会觉得小村人的苦难与罪恶都发源于内部世界,过于强烈的社会知识会让观众感觉到这是不恰当的。但最后电影让我们看到赵齐全与外部世界(县官员)的勾结,我们被激发的某种社会意念才被安顿下来。由此,这个电影具有人性自省的价值,也完成了社会批判的任务。爱情的那一段还具有生命本体的意义,这里不能一一述说。因此,无论在超越的层面还是社会意识的层面,它都有了可以推敲的意义,因此它是成功的。

另外,据说本片有两个版本,我没看过导演加长版,所以本文的任务在于考察“影院版《最爱》”成立的可能性。加长版的电影据说多出了几十分钟,我相信那更接近作者的精神原貌。电影的两个版本,经常基于院线档期等商业因素的考虑,在我们的社会局面下,又经常出于一种还原真实性的考虑。我对于在当下电影制作环境中保留两个版本的导演保持由衷的敬意,也不惮于提出“两个版本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些导演没有在当下中国实现完全的自在,这另外一个版本保留了中国人精神挣扎的文化痕迹和寻求自我完整性的艰苦努力。

                                               写于 2011,5,13  发表于《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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