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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的博客

 
 
 

日志

 
 

有根之树  

2011-11-21 09:30: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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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最爱》和《hello,树先生》放在一起比较,因为它们都是表述乡村的影片。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在审查史上都是具有标志性的。《hello,树先生》只剪了一刀,内容是树先生在房间里看老干部开会,其他都保存完好。在龙标电影里,本片所显示的对农村社会的批判力量是最近几年少有的。《最爱》也是一部批判性强的作品,但它较多寓言色彩和极端情境。《树先生》虽然也有外在的极端化事件,不过它对乡村社会关系和日常情感的处理,相当地结实、写实,是一部在乡村土壤中扎根扎得较深的作品。虽然大家都用超现实来命名本片,觉得导演的叙事过于个性化和先锋实验,事实上,除了树先生经常在关键时刻出现幻觉——逝去的父亲和兄长频繁在他视野浮现——之外,整个叙事还是比较写实的。树先生后来精神异常,其实变成了乡村之巫,“巫”在乡村精神结构中是十分重要的日常存在,对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巫”里有着丰富的寄托。这本是乡村中非常实在的一面,但是它可能超越了一些城市观众的文化经验。


       在一次试映会后,我对《树先生》的导演韩杰说,这个片子具备了一个好电影的基座,但是如果再多考虑一下观众就好了。它作为院线电影不太照顾观众的叙事满足。这在当下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导演在显示着自我表达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要在扭曲的大众院线里浮沉。这是一种当下无法解决的错位和悲哀。另外,我觉得本片在节奏和结构上也有一些瑕疵,叙事稍显仓促——韩杰说这个片子剪掉了一个小时!即使如此,导演的才华仍然得到强烈的展示,他甚至与他的老师贾樟柯一样具有某种理论能力。

 

       电影里的树先生是一个身在家乡却缺乏“在家之感”的人,他偶尔离开乡村去城市,但显然也不属于那里。这个形象里有导演对于乡村社会状况的理解和提炼。树先生的家乡到处是煤矿,他身边的人都发了财,他似乎是被旋转的时代飞轮甩出去的人。扮演树先生的王宝强表演上细节丰富,他自创了一个身体语言——双手似乎无处可放,总是像受伤的翅膀一样伸展着。我认为王宝强塑造了一个重要的农民形象,这个形象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有一定开拓性的,他使我们想起了阿Q,但是却又有所不同。


     他是一个被看做落后于时代的有点悲凉又有点喜剧感的人物。他的身上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他内心宽厚,仁慈,却又无所适从。 他在村子里辈分相对较高,村民都跟他相熟,他似乎是村里热门的公共人物。但这都是假象,在一个婚礼上,抢占了他家土地的辈分较低的青年因为小事表现除了奇异的骄横,他逼树先生跪下,不依不饶,树先生挑选了一个僻静的房间给这个称他为哥的人跪了下来。这是非常有力的一笔。表面上看,乡村的人际关系仍然有传统人伦作为基础,但当树先生跪倒的时候,乡村的真相就被揭示出来了:传统的关系早已崩塌,真正存在的是金钱决定的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是以巧取豪夺的方式产生的。


     我们总是期待电影是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不需要与现实互相指涉就可以独自完成使命。这多是幻想。观看者在看《树先生》这种电影的时候,总是在调动我们生活的经验以获得理解。但是对于不同的经验,也往往能找到沟通的方式。在树先生尊严扫地的时候,观众的尊严也一同受到损失,当下社会结构中普遍无尊严的事实,使这样一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感染力。


        上文说到韩杰的理论能力,是因为我看到了《hello,树先生》里有一种主动营造的可供理论阐释的潜力。树先生不仅仅是受现实控制的人,还受到历史的控制。树的哥哥在文革时期因为恋爱被定为流氓罪,父亲将他勒死在树上。树结婚时性生活出现障碍,父亲责备的眼神与哥哥的身影时常在关键时刻浮现。导演不仅让人物扎根在现实空间,还希望他扎根在历史深处,这展示了导演的眼光和野心。可惜父亲和兄长的情节在此交待的不够充分,使人略感太理论化。


        树先生接连受到各种打击,忽然有了预言能力,他因为准确预言到村中停水的时间而被看做半仙,村中恶少也反过来跪倒在他面前,求他保护。电影通过这个方式使树先生获得了尊严!树先生作为灵媒,代表的是神秘的力量或大地本身,在大地仅仅成为掠夺对象的农村,树先生的尊严和大地的尊严在这里一同得到了挽回。我觉得这也是本片的一个精彩设计,也许是整个电影中少有的使观众获得心理满足的地方。但是这个满足是短暂的。《hello,树先生》非常决绝的写实主义和批判性,在此表现为一种坦诚的反商业——树先生尊严得到挽救的一幕,其实只是幻觉,观众的情感期待最终无法获得解决。影片最后,树在幻觉中感到离家的妻子回来了,握着他的手,这使我想起王超《安阳婴儿》的结尾。这种结尾令观众情感的宣泄和满足难以实现,但这个表达却忠诚于乡村冷硬的现实,韩杰坚定地显现了一种批判力量和创作中的独立意志。

    

      本片中对于巫的处理,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是麻痹的观念相似。我觉得“巫”在这里有着更为丰富的潜力,如果电影对这个意象再深入一下,或者对于其代表的丰富维度再敞开一些,电影也许会触及到中国电影中某些缺乏的维度。但是,韩杰对我的回应是坚决的,他说:“相比你的提议,我更倾向社会性,如果讲的外延过大,会触及到无形的东西,无形的东西会影响这个片子具像的东西。我还是倾向于社会性,这个社会里面的人际关系,人的无助感,也反映人的愚昧。”


      我在韩杰的作品里看到了电影与现实之间的丰富指涉。笔者对韩杰的家乡十分熟悉,而且很偶然地认识他的姑姑,她曾是当地剧团的演员,在韩杰第一部剧情长片里扮演了赖小子的母亲。而我与她是通过当地一个著名的巫婆认识的,那巫婆就租住在她家房子里。韩杰的家乡盛产煤和铁,土地上到处是挖取资源的“洞子”。土地千疮百孔,人心里有一种潜在的不安。无论官员和煤老板、普通百姓,都经常找巫婆进行“安顿”。而当地经济畸形繁荣,日常消费远高于大城市,有的村民甚至几周赚取上亿元。人们被金钱俘获了,乡村中珍贵的一面在这里加速地逝去。此处农民的命运起伏巨大,这个地方具有某种典型性和天然的寓言潜力,导演非常敏锐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营造自己的富有现实对话性质的文本。


      韩杰的第一个作品《赖小子》是在家乡拍摄的,那个片子的开头几个镜头展现了当年“私挖乱采”阶段的混乱景象。当地百姓中有很多人看过《赖小子》,一般认为它真实的表达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官员却对这个作品有意见,觉得是抹黑了当地政府。为官一届的官员们未免目光短浅,一个地方获得了艺术的表达,这个地方才真正在文化的版图上被勾画出来,就像贾樟柯的汾阳一样。《树先生》这次是在东北拍摄,其实有一种不得已。但是这个电影中各种形象的具体来源,仍然是他爱恨交织的山西老家。从《赖小子》到《Hello,树先生》里有一种连续出现的意象与母体:矿难,巫师、已经去世但是仍然具有控制力的父亲??这些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也有对于自身经验的整理和表述。


      无论票房如何,在当下院线格局里,《树先生》算得上是一部十分难得的作品。韩杰是贾樟柯的副导演和学生,而且是老乡,它们都来自基层社会(现在很多人愿意强调贾樟柯的父母是官员)。多年以后,我们回望贾樟柯的基层电影叙事,发现它并没有完成对于基层社会的批判性反思(《小武》是例外),而主要是一种抒情性的表达。贾樟柯的《任逍遥》曾试图展开更深入的批判,但是却给人不能扎根、浮于事表的感受。如今韩杰的新作出现,与他上一部《赖小子》一起观看,于是我们就看见了他的创作母体,一些具有连续性的气质和文化方向——韩杰其实很坚持地实现了贾樟柯未能完成的方向,也一扫贾樟柯的温情脉脉。贾樟柯在这里秉有提供创作环境的功劳。韩杰在北师大毕业后,因为一个短片得到贾樟柯的赞赏,后来加入了贾的团队,从《世界》开始做起了贾樟柯的副导演。《三峡好人》、《24城记》里都有韩杰的劳动。韩杰说,他拍自己的电影的时候贾樟柯很少给他限制,记得《赖小子》开机前,贾樟柯鼓励他:“要拍得自由一点,勇猛一点!”


  

    

韩杰访谈


王:我一般做采访研究都希望采访对象有两部以上的作品。 因为有的导演表现不稳定,只有一部片子有时候很难看出哪些是属于他的,哪些是属于偶然和其他人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两部作品的导演,我们可以逐渐看到他在形成一种电影母体,这个母体对于导演来说也许是无意识中具有的。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在建立他的风格,看到他的精神结构的比较稳稳定的方面。昨天看《hello,树先生》,我看到这个电影和你个人的关系以及和《赖小子》的关系。


韩:对,我是觉得有关联。这个电影从萌芽开始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思考阶段。06年《赖小子》拍完之后我就闲下来了,我就在做下一个剧本。06年到09年三年时间,其实也是在摸索,摸索包括几方面,一方面是创作上的摸索。一方面让自己成熟起来,摆脱处女作的稚气。另一方面也要靠近一些文学,要和文学呼应起来。我不知道文学怎么借用电影,我觉得有些文学作品是借用电影的,但这种现象少。电影借用文学更多了,但我不希望只是一个借用。从技术操作层面,好多电影是改编自一个小说,我觉得会显得笨,会失去自己的根基。所以从阅读文学中发现自己的冲动感,然后把这个冲动感经过理性的加工提升到新的高度,这也是产生《树先生》的缘由。


王:你通过阅读寻找灵感?


韩:有这个因素。实际上比较零散,那阶段我看过波尔考夫的一些短片,但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他的语境是什么,但每个短篇里都有一个意象。那种莫名其妙的意象会让你有想象的空间。我又看了国内杨争光的小说,当时有个机缘是有人想找我改编他的小说。我又看了他的很多短篇,他也会有很多打动我的地方,但是他又属于有年代限制的一个旧的文学体,包括他的价值观。


王:我看过他的小说《老旦是一棵树》。


韩:那个小说给了我一些提示。杨争光的小说我看了很多,记住的不多,只是记住了他的意象。描写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情怀。我也找到了一种视点,挺好的。印象深的还是《老旦是一棵树》,它后来改编成电影嘛,西方人把它拍成电影了。


王:杨争光作品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气质。


韩:也很有个性,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方式。在那个阶段我就看到,从事一个行业,你看别的行业,它可能更容易让你有灵感。看他的小说让我觉得比看电影有意思了。看电影你发现很多电影故事都差不多,无非就是几种不同的风格来讲述。看他的作品就打开了很大的想像空间。他的小说其实不写实,特别概念化,很有电影感,快刀,一刀又一刀,挺有意思的。这也是文学阅读给我带来的思考。还有也跟这五六年遇到的一些具体事情有关系,你也去过我们老家是吧?后来我听说我的那个老家,那个镇也在搬迁。


王:所以说看你的电影,我有时候就不是特冷静了。虽然你是在东北拍摄的,但是其实这个电影中主要还是对你的家乡的具体描述。


韩:说到故乡,其实是又爱又恨。我也看了朱大可的报道,就是城市化究竟能不能救中国农民,他在文章里还是有一些提炼嘛,他的提炼也给我一些想像。他的那个报道里的素材很少,他结论比较多,就是城市化能不能救中国老百姓,大概就是这意思。结论就是救不了老百姓,只能毁灭么。

      我就参照现实中很多的事情吧,老家的搬迁这是最触动我的。因为我认识的那些人,眼看着他们要搬到城市里。这其中又有一个奇怪的人际关系,有的适应性很强的人提前就进入城市了,适应性不强的就被半揽着进入城市,还有适应性最差的最广大的被安排进城的那波村民。这个电影里树先生的弟弟是能适应城市化的,80后,从小是市场经济下长大的孩子,他就能适应新的方式,他也勇于去闯,也容易被改变,他弟弟是我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角色。有些人就是随波逐流,厚着脸皮也搬到城市了,人家问干吗呢?说在城里先找点活呗,给人送水,我有同学也做这样的事情,最笨的就是树先生代表的这群。在村里真是没什么事干,天天打零工,干几天就被开了。这群是被赶到城市里的,其实我就是在这群人里发现了树先生。

            其中有个很有意思的人,是我小时候的发小,这个人就有点絮絮叨叨的,头脑有点超现实,他就经常跟我讲他认识胡书记,他说我在北京混,其实是靠他的关系,他说是他联系完胡书记,说胡书记安排我在北京发展。我觉得一个人头脑中竟构建出这么一个奇妙的关系,说明他对权力是极端渴望的,他也能成为权力中的一份子,也希望成为经济上的强者,因为我们老家的人开口就是谈经济,不谈别的了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价值观的主体了,就是能挣多少钱,他们谈的就是今天谁开了个矿,今天谁的矿关了。都是这些有关经济的话题。这些零零总总就汇总出这样的一个树先生。



王:你这个电影的形象都是有现实根源的。包括树先生这个人物,刚开始就发现王宝强的表演,是有很多细节的,他的动作不知道是你设计的,还是他自己领悟的,刚开始的几场戏,就把我们在农村经常见到的一个农村阿Q的状态勾勒出来了。他给人的感觉也是活在那个空间里的。


韩:树先生这个人物表演,技术的操作并不多,我给他落实到电影里的技术过程啊,其实很少。做得多的还是我带着他体验生活,那个特别重要。我就带着他回到我们老家孝义,跟朋友们一起吃饭,在村里溜大街,有些人认出来了,但是不相信,以为就是长得像王宝强的民工,被我们发小发现了,带着来找工作溜达来了。在溜达中,在酒局中他就能发现微妙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个不会是王宝强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时候能体察到的,我觉得要有理性的观察。所以带他回去特别有作用。回去坐一桌子人,你一言我一语,看似很热闹,但是用心观察的话,每个人的心态都是不一样的。在统一的桌面气氛里,有不同的人心高度。当然主题还是钱,看谁最有钱,有钱的人他一举一动是不一样的,没钱的人你细心地去看,会发现他的内心是很卑微的。但这通常是发现不了的。通过衣服着装发现一个人的卑微,那个不够彻底,我觉得,通过和他们几次饭局后你才能发现,你吃完了饭出来和他们溜溜马路,话题就揭露出来了。谁谁谁其实有多少钱,他不承认。这种关系就体现出来了,特别微妙,这是对他塑造人物特别重要的。


王:你选择去东北拍,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在家乡不方便?


韩:有这个问题!你倒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有的人问我为什么不在山西拍,我自己来说其实无所谓,在哪拍都会找到我想要的。只要这个地区选对了,技术层面可以操作,电影是可以设计的。但情感上来说,你还是愿意先拍故乡啊,你出发的点,那个是你最熟的地方。其实这里有一些原因,我觉得从《赖小子》之后,我看到一些我不曾注意的地方。《赖小子》出来后在我的老家波动非常大,褒贬不一,有攻击的,有赞美的。


王:政府官员是有个态度吧?他们是不欢迎的。


韩:那是肯定的。


王:但他也没办法啊,这也没在你们本地传播。


韩:还是触动了他们的价值观吧,尤其触动了主流的价值观。那地方是典型的以经济为主的县城,虽然叫市了。


王:你们拍的时间也不长是吧?都是在冬天拍的。


韩:对,我拍片子比较快。不会坐那想,思维打架,怎么拍,都不会。而且东北气候非常恶略,8点见太阳,下午3点半太阳就没了。抛去中午吃饭时间,也就工作六七个小时。所以一个多月拍完是非常快的。


王:这个片子贾樟柯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


韩:监制,出品人,等于也算投资方之一。但欣慰的是他还是鼓励我的创作,这点是他一直秉承的态度,这点很好。他没说他变成投资人,就要求你这个片子有商业性和遵循什么市场规则。他还是鼓励我把电影本身做好。当然也是有商业考虑的,包括演员的组合,包括电影本身的欣赏性,技术的操作,要这个电影做的规格高一些。钱都花在电影上了。


王:什么是规格高一点?


韩:从摄影到美术到录音,包括画面的要求,这次全用胶片拍嘛,都让品质做的高一些。



王:我觉得你的表达似乎需要更长的时间。


韩:本来剪出来电影是很长的,两个多小时。现在是标准的90分钟。


王:他哥哥这条线有些仓促。它的存在使我们感觉到树先生其实是受到很多关系控制的人。那是历史的控制。当时树的哥哥是因为谈恋爱而被定为流氓罪是吗?


韩:是流氓罪。这个剧本里是很饱满的。在炕上那段,看见他哥哥幽灵浮现,亲嘴什么的,那之前有大段的对白。


王:这对他的性形成了障碍,他无法性生活,是因为当年他哥哥的那段经历,这也是历史对现在的人的伤害。


韩:是。这是一个家庭的历史,辐射开来也是社会的历史。


王:你这两个片子都比较坚持个人表达。如果是商业片,最后感情都要得到宣泄,事情最后得到解决。但这两个片子的结局都不是给观众一个圆满的答案。都是残缺的感觉,如果不太理解艺术电影,可能他不太接受。你这两个电影最后都没有解决问题。


韩:昨天一个记者还问我这个电影没有答案。我说,不能通过一个电影找答案吧。


王:商业电影的确是有答案的,有情感它也会给你宣泄出来。


韩:就是最简单的那种二元答案嘛,邪恶还是正义,通常的答案是希望还是失望。但我觉得那样会变得没有意思了。


王:你觉得你两个电影之间有哪些关系?


韩:《赖小子》开始到《树先生》在结构上的吻合在哪呢?树先生从无望的生活和无望的村庄离开,他会回望一下,然后跑到一个城市去,过一阵他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还会有凝望,你注意到没有?树先生在村庄的外头,一次是他朋友婚礼结束以后,他很无聊,没有什么新的意义了,他看了这个村子后就离开了,去了长春。《赖小子》也是,这边打完了架,开车上路了。后来又回来了,站在那里看那个村庄。我觉得这是一种延续,也是投射我的一种心境。


王:一种游移、徘徊、无依的一种状态。他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韩:有复杂性,这确实也是我的心态,面对故乡真的有一种复杂性。这也是这次为什么没有坚持在老家拍,就是有这种复杂性。进入它,跟它在一起呢?还是说跟他在一起体会故乡的一切呢,还是说你远离它审视它的?


王:不仅仅是这个连续,还有一些细节,比如里面都有巫师,失去的父亲??


韩:这也是个延续。对对对,被你发现了。


王:你和贾樟柯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韩:学完电影后,我有个毕业短篇《过年》,当时成绩还挺好,大家给予肯定的也特别多。也感谢当时司徒兆敦老师能发现我,那年参加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得了最佳学生组短片。大家就开始讨论我,比较多的声音都说我受《小武》的影响很深,从意识形态上,包括态度,包括情怀上。有人也跟贾樟柯提我。然后有一次看他《站台》的时候认识他的。就在我毕业没多久,他就给我打电话,很激动,说刚看完,非常好,非常好,特别喜欢有一场戏是,小青年被逮进派出所和一个妓女被铐在一起。然后我就找他去聊天,他那时候想做制片人,就想发展一些新的导演,独立的,他就说帮我一个项目,我就开始试着写剧本,《赖小子》就是从认识他之后开始写,也同时帮他做副导演,拍《世界》。


王:主要做什么?


韩:都做,开始不懂的时候就是跟班嘛,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跑个腿啊什么的,慢慢的就能在现场忽悠。起码能找一些群众演员,摆弄下位置什么的。慢慢开始喊口令,喊“开始”,慢慢你就找到执行的感觉了,慢慢就找到自信了。刚开始不懂也正常,一个学生刚毕业,执行能力是很差的。《世界》压力非常大,从刚开始周边跑腿,开始管理群众演员,因为《世界》拍的很漫长,实际是给我很多经历的机会,战线拉得非常长,头一期拍摄我做副导演周边工作,二期的时候我转场到深圳做现场副导演,三期拍摄我就成执行副导演了。原来负责现场的导演离职拍别的东西去了。电影拍了一年多。到最后我就成现场执行了,从中就学习到很多东西。


王:《赖小子》拍得很凶猛,但《树先生》更加尖锐。这个我很惊讶。


韩:所以有人说《树先生》看完后更绝望,他们就惊讶你怎么能通过审查,我说就撞呗,我有开玩笑的成分。我还是觉得应该找一种方法,叙事角度的方法。你大的方面说还是一个高度,你不再纠结于一个社会事件的时候,反而自己变得轻松了。那种态度其实是更难捉摸的一个作者的态度。但慧眼的人是能看出你的态度的。但通常讲,你脱离开社会矛盾,脱离开人心纠结的地方,你会发现一种高度,更美好。这个高度同时就超越了审查。

     这个电影里非常多的社会现象,我拍的主要是现象旁边,树先生遭受到的阴影。其实是把摄像机掉转开,对准一个矛盾点。当然中国非常多电影都在触及社会矛盾,我看赵亮的纪录片《上访》,纠结的我??这个作者非常的有苦心和正义感,那么多年捕捉这些民主的问题,政治问题,但我觉得容易陷在里面,纠结在里面。反而会变得小气。尤其对于电影来说,它跟纪录片不一样,纪录片可能是要纪录一个真实,一个事件,但电影不应该拘泥只去纪录一个事件。所以我这次故意让自己超越一些事件。事件就像新闻一样,矿工的死,你看树先生没有经历矿难,他只是看到矿难的一个后果,后果是他看到一个萍水相逢的老搭摩托车的小哥们死了。都处理成一些旁边的琐碎的东西,像拿过来读一张报纸一样。避开一些事件嘛,看到一些事件好的一面。但好的一面其实是投射过来的,你看树先生去剪彩的时候,你看到他那种辉煌激动,看到身份的上升,但实际背后非常的悲苦,麻醉中狂欢,其实煤矿就是在破坏他们的生态,但是你又看不到那种破坏。你看到的是一种繁荣的东西。


王:你的意思是,这悲苦不一定要直接地表现,它反射出来的反而可能是非常快乐的场景。快乐的场景的背后反而是更加沉痛的东西。你希望用这样的处理方式。


韩: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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