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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舒琪谈电影:香港电影的困境  

2009-12-19 12:46: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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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1月初的一场大雪乃人工促成,使舒琪先生乘坐的班级迟到北京三四个小时,令舒琪颇为烦闷。舒此次来京,是为了一个电影交流活动,活动是与电影学院合作,舒琪的身份是香港演艺学院的院长。

  我们见面时,首先就说起这场大雪。京城的第一场雪据说是为了缓解北方大旱,其中有人工的成分,俄罗斯报纸也报导这场雪,并称之为“人造冬天”。我向舒先生说到这个情况,他竟然有一种释然的脸色:原来如此。

  舒琪是香港电影的见证人,一个深入的观察家,他本人就是一部香港电影史。他生于1956年,据说十几岁就开始写影评。香港电影的发端向上追溯,可以追至电影发明后的第二年就有电影活动出现,但真正的创作局面的形成,则是30年代才有,其中重要的并非本土创作,而是上海电影公司因战争移民南下后进行的电影制作。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香港电影才形成“自性”,这个时期是在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促进下,香港不再作为他者而是作为主体和“天然的故乡”被呈现。香港当下的境遇成为电影人针对的对象。

   从这个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到,舒琪是与真正意义上的香港电影相伴随着成长的。香港“本土”电影的形成和辉煌时期,正值舒琪本人在身体和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有人称舒琪是和香港电影理论体系同步成长的人。如此,他自然应该是使香港电影获得文化自觉的一个电影工作者。这种关系是一种历史契机,外来的研究者都无法获得这种贴切感。

    对于我本人来说,我浏览了大量港片,但都未曾留心。在过去的20年间,港片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可以说香港电影对大陆民间文化的塑造,具有非比寻常的力量,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一面。你总是能在哪里碰到它。但我没有系统研究,所以无法获得其艺术和社会意识的历史感。与舒琪先生聊香港电影,只能是他说,我听。

              二

 我看到介绍说,香港报纸副刊只接受千字以下的评论短章。他说的确如此,现在更少有写作者,他特别提到文隽先生,说他的影评写作相当快速。

  又聊及大卫波德威尔《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我说本书作者只看了300多部港片,就成就如此规模的电影专著。但舒琪认为本书对于香港电影的疏理是扎实的。我问及为何本书似乎只字不提香港电影大师杜琪峰,他说,本书写作截止90年代中期,当时杜琪峰还没有形成后来的格局。

 我特别向他询问大陆文化研究者会提及的电影书店“壹角度”。他说这书店刚开业的时候,人很多,销售成绩还不错,但时间越久,发现来看书的还是那些人,他们买过一轮之后就不会继续再买。书店顾客逐渐萧疏。他曾主动经常邀请一些著名香港电影人做讲座,书店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媒体关注度,但这些都是虚的,对于营业额并无太多助益。

   我想,文化人一般都有一个开书店或者文化咖啡馆的梦想,那个实体是一个公共空间,来凝聚一批文化人,开拓一个学习的空间。舒琪开书店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之前他就是电影文化的传播家。他做了很多发行工作,把西方的一些大师介绍过来,还为内地电影做发行,比如陈凯歌《霸王别姬》。他做的工作很繁杂,自己拍电影外,我发现他还是《风月》的编剧、《东邪西毒》的监制、《北京杂种》的制片人……壹角度书店从营业到关门时间很短,因为遭遇金融危机,那时候香港的电影市场顾客一下子消散于无形。舒琪先生很详尽地描述了书店经营中的甘苦。

                   三

  此次交谈,我其实最想表达我对于香港电影的担忧。它的自性的瓦解与合拍片的妥协,这是我最想请教舒琪先生的,也许这是我的先入为主,但愿舒琪先生不要见怪。

  我说,我对于香港电影最美好的印象来自于90年代,当时看过一些古装神怪片,如徐克《青蛇》,想像力大胆诡谲,有很多眩目的视觉效果。现在看很多香港导演当年的创作,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但现在香港的电影普遍不再如以前那么有创造性。我问舒琪先生——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受?

  舒琪未置可否,但他说:“我猜环境有很大影响。”他似乎乐于谈到徐克,大概是因为徐克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最重要的开启者。他说徐克改写了香港电影。从第一部就开始进行实验,只是当时不成功而已,即使不成功,但他还是继续进行实验。比如《蝶变》,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武侠片的方法。然后《蜀山》,他在试验香港电影中很多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失败之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实验。失败了,然后再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放在不同的电影里面,重新再做,他就成功了。他在《蜀山》里实验的那些特技,他在武侠片里加进去的那些东西,他其实到往后一步一步都实现了。

  “他这个人,怎么说呢,我说他的创造力是最强的。我觉得,香港近代电影来说,只有他一个人,真觉得他是一个天才,才华高得不得了。”

  徐克其实是很多新类型的开拓者。武侠古装片等都是他带出来的潮流。舒琪说,徐克因为创造力高,能同时想拍的有10部,10个idea老板都觉得好,怎么办?于是就当监制。

   “他当监制,找人来拍,拍的东西当然和自己不一样啊,找你拍的时候你有自己的想法,徐克会觉得,这个东西我本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要插手,其实他是一个很坏的监制,后来他和很多导演的关系都不好,说他是对还是错我觉得也很难,这是他本身的特性。”

    “好象吴宇森也是他带出来的。”

    “也不是说他带出来的。比如《英雄本色》就是徐克的idea,你只能说《英雄本色》和他其他监制的有一点例外,就是他那个时候给吴宇森的自由度比较高,可能说他和吴宇森那个时候关系很好,他就放手让他拍。《倩女幽魂》谁拍的?大部分都是他拍的,而不是程小东拍的,《笑傲江湖》大部分也是他拍的。严浩那《棋王》有一半是他拍的。《笑傲江湖》他找胡金铨来拍,到最后他只用了几个镜头而已。”

   舒琪继续说,过去的时候,徐克的创作自主性很强,向来香港的导演主导是很厉害的,导演就是权威,导演说的话就一定要办到,徐克一直都是大导演,电影也卖座,他也是监制,他能力很强,他老婆施南生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施南生是很强的监制,他们那时候创作很自由。“你说他很商业,但那商业是他的本性。徐克本身就喜欢这些东西。他就喜欢很多动作啊,最喜欢很entertainment的东西,他的艺术本身就包括娱乐,都是他喜欢拍的东西。” 

   那是香港电影最有创造力的时刻,黄金时代从此开始。舒琪说,一切都在徐克掌握内,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成本啊什么,其实都可以放任一点,市场那个时候都很好,几乎都可以回收,产量也丰富。他那个时候也有成本预算,但成本也只是开拍前的一个参考。比方说吴宇森那个时候,东西也卖座,最红的时候他随便3天拍完的东西,绝对可以拍成30天。“如今,则似乎没有了这样的自由了。”

    我说,这应该与香港电影市场的萎缩有关系。过去的香港电影有东南亚市场,还有海外华人聚居的唐人街(舒琪说唐人街也慢慢不存在了)。的确,如今香港电影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已经没有这么大,美国片早已经对港片形成强冲击,而且电影市场也因为视觉媒介手段的多样化而缩小。香港电影转向内地寻求庞大的观众资源和取景地,成为香港电影的必然方向之一。

   舒琪说:“其实我是真觉得这个合拍、大陆市场的这个开放,从创作上来讲对于香港电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限制。对他们来说,其实也很明白,对于市场是真的没办法。” 

    我问舒先生对于徐克近期创作比如《女人不坏》的观感,他则先提到徐克的一贯“疯狂”。“包括《女人不坏》也是,《女人不坏》你单从一个单场来看还好,每个场面都很好看,包括摄影机的运动,怎么样设计一个场面。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故事,因为他只是把大部分的力量都放在一个单场里面,要把它复杂、复杂??然后整个的结构它就忘记了,整个叙事也就乱了。当整个叙事都不太好看的时候,它就一塌糊涂了。对我来说,《女人不坏》一塌糊涂,说的故事一点也不好看,但是你可以先不管故事,只看每场戏的处理,我觉得每场戏都很好看。”

     他觉得另外一个问题会对徐克的电影有影响。就是过去他能控制一切资源,包括团队合作。“但是现在这个配合很多事情不是他能控制的。”

     合拍片的问题,我还表达了我的疑问。这可能内地一些电影爱好者的普遍担忧。港片的大量被删减和修改,包括在选题上报时要先适应内地的电影制度,如此,我们期待的香港电影就似乎失去了本来面貌。本来我们希望这种内地和港台的合作是为了注入一种新鲜血液,提供一种崭新的营养,如今合作与借鉴若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展开而非在人文层次上展开,那是我们坐失一种历史赐予的良机。我说到陈可辛等人对于大陆的迅速适应,也说到香港台湾导演对主旋律电影的逐渐认同,这对于资本方面来说是好事,但对于电影来说,则未尝如此。

    舒琪说,这个现象与失去自信有关。“香港导演手上已经没有牌了。”

接着我们说到舒琪最近几年给于颇高评价的杜琪峰。杜琪峰被称为是最近几年最为坚持本土创作的导演。舒琪说,从工业的角度来说,坚持香港的东西是很了不起的。不过他最近两三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卖座过。

“这是什么原因呢?”

    “香港市场萎缩的很厉害,另外主要是创作上没有很大的改变。对于我来说,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觉得导演要常常改变他的风格,他最近一两部都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变化,但是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再看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复仇》是老外让他拍,老外要求他重复,他也很清楚。重复的话做的也很顺。因为这样就对他失望了吗?也不需要这样子。看一个导演不是看一两部作品,他还是一直在创作,不能因为一部片子成绩不好就下结论。”

 舒琪称杜的电影从未谋求内地市场。但我提到杜的电影《黑社会》、《文雀》都在内地放映,他怎么会不在意内地市场呢?

   “他的作品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东西,所以说这是很难得的。他其实也是考虑,但是他的考虑是不考虑,你看他的片子进来,他不管呐,他不理啊,是影片公司进来的吧。”

包括后来的被删除、剪辑,也是公司在运作,而非杜的妥协。杜琪峰何以能在形势变化下单独幸免,并保有如此的自信?

“杜琪峰的特点是他的产量很多,可是比较聪明的是他和几个大的公司合作,比如寰亚、寰宇、美亚,他替每一个拍,钱可以分开来负担,第二呢,他拍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市场的东西,起码类型上还是主流的东西,可能风格上有一些不那么主流。有一些不主流的东西他也很懂,他用很低的成本去拍,比方说《PTU》他拍了很久啊,好像拍了两年,成本也不是很高。《黑社会》他也拍的很快,成本也比较高,可是是主流。他风格上也很好,也卖座,他在平衡这两个方面做的很好。因为他有外国市场,他现在在外国不是说有很大的市场,但是起码比较稳定,好处是他是类型片,它不一定能上戏院,但是DVD一定能卖。在法国很不错,在英国也算不错,其他地方也都能卖。”

      四

香港明星制出现的问题,是香港电影目前下行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曾经香港电影有一个很大的牌,就是演员。”

     首先,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出现。“比如说香港过去几年的电影,几乎每一部香港电影,包括合拍的,都一定有一个到两个人物是大陆的,最糟糕的时候是大陆演员演香港角色。要么就会夹插一个从大陆来的人物,有时候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对故事有伤害的。要不然就是一个角色说国语,一个说广东话,两个人都能沟通,好像对方都在说对方懂得的语言,要不硬要大陆演员说广东话,我觉得很不舒服。这都不是故事本身需要的东西。因为这是合拍的一个条件嘛,非得要1/3主要演员是大陆演员。”

     我说,我的印象也是如此,在过去的《榴莲飘飘》里面,秦海璐演的是内地人,内地人演内地人,但现在《窃听风云》里徐静蕾说的是很纯正的北京味的普通话,但她演的不是内地人。

    舒琪说:“我是觉得徐静蕾是最惨的,她演香港戏,每个电影里面都没有戏可演,就被放在那边。”

    “在《投名状》里是如此,在《新宿事件》里也显得多余。”我说。

   “每一个都是,反正她演过很多。我是觉得她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演员。香港电影里没有这样的演员。第一,从香港的角度来看,她比其香港的女明星,我不能说她不漂亮,但她不是很靓丽的那种,香港女明星喜欢是比较靓丽的那种。香港导演和编剧都喜欢那种女明星。除了不靓丽之外呢,她不懂得应该演什么东西,她也不是那种很张扬的那种。我是觉得香港导演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处理她,所以她放在那里,毫不起眼。”

     这是从内地演员和香港导演合作的角度来讲的。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香港演员的断层。

  “香港演员都是明星,现在香港已经没有演员,有的演员都是过去的老演员,很多老的已经没办法再用了,有一些演员比如古天乐、刘青云,其实也开始老了,其他更不用说了。”

    “新的像谢霆锋他们呢?

  “那根本起不了作用,能力上他们也不强。所以对于导演来说,他们都没有牌了,比如尔东升,他要用成龙,10年前还不错吧,20年前是最好,现在拍,谁还要看成龙老的样子。刘德华你还要看?梁朝伟还好一点,他三年才一部电影。女明星有吗?完全没有了。张曼玉三年也没有一部啊,她也不需要这个市场啊。其实香港电影完全没有演员,没有明星。这些导演还凭什么去创作,他要用大陆的演员。” 

我们特别谈到张柏芝,舒琪说她是新人中表演力很强的,也是很快就红了。但她是自己搞坏了自己,而且刚要复出,就生孩子了,似乎是出于一种赎罪的心态。我问,是什么让香港明星的延续出现了问题呢?

    “其实香港电影完全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发展,这些演员大部分从哪里来?两个来源,第一电视,第二台湾,你看香港的女明星大部分都是台湾女明星,男演员大部分是香港的,是电视出来的。”

    因为那时候市场环境好,当时红的电视艺员都出来拍电影、广告,唱歌。他们能力可能不会很好,但是量大,机会多,到最后熟能生巧。幕后的技术员工也一样,每个部门每天都可以开工,每个人都可以改善昨天犯下的错误。张曼玉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她刚出来的时候也很糟糕。但因为演戏机会多,逐渐对这个行业有了兴趣。

   “有一天她给王家卫演《旺角卡门》,一下子有个导演把她改变,她也一下子有了一个满足感,她开始对电影有了另外一个看法,她开始挑,开始比较用功,她开始比较明白,所以她进步了。现在若再有一个张曼玉,也没有几年时间培养她。她只能往后几年还呆在电视台,香港电视台绝对是一个没有任何前途的地方,它是一个坟墓,它对任何东西都没有要求的,它不需要,它拍很烂的东西还是有人看。??而且现在出来拍的都是低成本电影,这意味着没有多少进步的空间,15天拍一部电影你能有什么进步?”

              

                     五 

  我向舒琪询问了其他香港导演的状态,还谈到当下香港观众接受电影的情况。我们谈到了陈果。

   舒琪讲述了陈果模式的困难。他说陈果的资金大多是外国来的,有一段时间他拍摄很快,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对于外国的公司来说却不是好事。外国的发行情况是这样的,比如他买你一部小成本电影,由于外国的市场比较大,一部电影能排很长时间,宣传和发行需要大半年的时间,而且我把你买回来后,可能大半年后才能发行。“比如说我是意大利、比利时的发行,我很喜欢陈果的电影,我有点小赚或者不赚,但是我做的很开心。我当然还想再买他的东西,我希望下部不赔,我希望陈果永远是我的品牌,但我在发行这部戏的时候,你已经又有两部戏在推出了,我也买不起了,不是不想买,是我的能力买不起。可能你那一部卖给了新的公司,等于我把你做得很好了之后,陈果就变成了人家的了。”

   陈果是香港少有的写实的导演,镜头中多是香港基层社会的问题。但是,“他的电影所针对的不是香港的市场啊。他的作品最多的时候依靠的都是海外。”

   我提到许鞍华,问她的票房在香港如何。很遗憾,这个热心表达本土问题并曾经创造票房奇迹的导演,如今在香港的票房也不好。香港电影市场萎缩的根源在哪里呢?我想全球化也是一个原因,过去因为相对封闭,海外的华人社区能在香港电影中寻找一种认同。如今网络和交通都发达了,都没有过去那样的强烈的匮乏带来的强烈渴望。

  舒琪则认为,现在的电影市场其实大都不如过去好。但我提到今年夏天以来,大陆电影市场的忽然地大幅上扬。舒琪则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现在好像说大陆市场一片光明,从数字来说——我们也不是看法很负面——可能这个数字是假的,整个发展是很不好的。你说那个票房很好,但也都是人工造成的嘛。现在这个发行制度,你让它卖座,那你不让其他电影上,只上它一个它就卖座了。你看《建国大业》,他们真以为这个电影能卖座,如果不是你国家要拍,每个明星都要上,你能拍吗?”

    我说,《建国大业》的票房成绩不值得骄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如果每个明星都收取费用,这个电影肯定赚不到钱。

   舒琪说到香港的电影观众也在改变。“香港电影对年轻一代的观众来说,那个电影本身已经改变了。第一,对他们来说,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娱乐,可看可不看,电影本身的品质,对他们来说也是可看可不看,如果有什么非看不可的,那就是话题电影,那些大制作,没办法,因为它是潮流,是话题。”

  谈及话题电影,舒琪说香港它自己本身没有能力去制造这些话题性电影,因为它需要成本。这里话题电影指的是好莱坞电影,在整个媒体的运作下,这个话题是全球性的。“举例来说,《海角七号》它就能造成话题,在香港也是成功的。他在香港是700万票房,没有一个台湾片在香港是700万票房。也没有一个大陆电影在香港是700万。”

   《建国大业》在香港似乎也有一定的票房。我问,是否大陆电影在香港那边形成话题的能力越来越强?

   舒琪说《建国大业》在香港的票房好像有400万,400万里起码有200万是包场的,所有中资机构都要去看,老太太老伯伯送去看的。你大陆几个亿,按照比例在香港也至少2000万,但它不可能2000万的。大陆目前在内部制造话题电影是可以的,但大陆以外就不可以了。目前大陆的电影界有点自欺欺人,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闭关的东西,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尤其是电影,他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事实出来,真的就以为是真实。所以你说刚才的大雪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大雪是很自然的,其实不是。” 

                         200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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